博物馆里收藏了大量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文物。这些藏品丰富多样，横跨了从西非到东南亚的广阔地域。
它们的历史也非常悠久，从公元7世纪一直延伸到今天。
其实，它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。这里面有私人收藏家、策展人和各种机构的慷慨捐赠，有考古发掘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成果，也有博物馆自己的悉心收购。
这里的藏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。不仅有举世闻名的艺术杰作，还有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用品。从出土文物、古钱币、皮影戏偶，到传统的纺织品和服饰，再到精美的图书艺术和现代艺术，简直应有尽有。
第一批藏品：一位医生的奇妙收藏
说起这批藏品的起点，我们不得不提汉斯·斯隆爵士（Sir Hans Sloane，1660–1753）。他是一位著名的医生，而且超级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古董。斯隆爵士一辈子一共收集了大约7.1万件物品。他做这件事的初衷很简单：就是为了了解并向世人讲述人类的历史故事。
1753年斯隆爵士去世后，他在遗嘱中把所有藏品都捐给了国家。正是这批藏品，组成了博物馆最核心的初始藏品。
在他的伊斯兰文物中，有一组非常重要的波斯护身符。这些护身符上刻着《古兰经》的经文。有趣的是，当年为斯隆爵士翻译这些经文的人叫苏莱曼·迪亚洛（Suleiman Diallo）。他是一位来自塞内加尔邦杜的穆斯林，在1733年被当作奴隶带到了伦敦，不过后来他重获了自由。
刻有阿拉伯语铭文的护身符，伊朗，1650-1700年
弗兰克斯爵士：让藏品飙升的规划大师
到了19世纪，博物馆迎来了一位关键人物——奥古斯塔斯·沃拉斯顿·弗兰克斯爵士（Sir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，1826–1897）。他是当时英国与中世纪古物及人类学部的负责人。
在弗兰克斯的管理下，伊斯兰世界的藏品开始疯狂增长。他一个人就为博物馆增加了3000多件伊斯兰文物。因此，他被大家尊称为博物馆的“第二位创始人”。
弗兰克斯对博物馆该收集什么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划。他特别喜欢那些刻有日期、制作者名字或铭文的器物，因为这些信息对历史研究来说就像金子一样珍贵。
萨非王朝瓷盘，伊朗，伊斯兰历1109年（公元1697-98年）
强大的“朋友圈”：顶级收藏家来相助
弗兰克斯不仅自己收集，他身边还有一帮志同道合的顶级收藏家朋友。比如弗雷德里克·杜·坎·戈德曼（Frederic Du Cane Godman）和约翰·亨德森（John Henderson）。后来，这两位朋友的藏品也全部进了博物馆。
在亨德森的藏品中，最亮眼的是一组“威尼斯-萨拉森式”金属器。这些精美的金属制品是在埃及制造的，而当时的客户则是意大利的富商大贾。
马哈茂德·阿尔-库尔迪金属盘，埃及或叙利亚，1460-1500年
另一位朋友戈德曼的收藏同样厉害。他收集了奥斯曼土耳其的“伊兹尼克”陶器、伊朗的“喀山”光泽陶器，以及来自西班牙的华丽“伊斯帕诺-摩尔”陶瓷。这批珍贵的瓷器大约有600件。1983年，在戈德曼的女儿伊迪丝去世后，它们最终也入藏了博物馆。
带流执壶，土耳其，1510年
19世纪“中东热”：全民开启买买买模式
19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股“中东狂热”。当时，富裕的欧洲年轻人流行来一场“大游学（Grand Tour）”。很多人会顺便去圣地进行圣经之旅，这吸引了更多人前往中东旅游。
与此同时，中东各地的考古遗址也有了重大发现。这在欧洲的收藏界点燃了火把，大家都开始疯狂收集来自中东的文物。
像1851年在水晶宫举办的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，就对大众的审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人们开始迷恋伊斯兰的陶器、纺织品和金属制品。一时间，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市场变得异常火爆。除了游客，英国的外交官、士兵、考古学家和传教士们也在发挥作用。他们在工作和旅游的地区顺手收集了大量藏品，最后这些东西也都流向了博物馆。
比如，查尔斯·爱德华·耶特爵士（Sir Charles Edward Yate）是一名英国士兵。1885年，他在阿富汗的赫拉特目睹了高哈尔绍德清真寺宣礼塔被毁的过程。在废墟中，他顺手捡起了一些15世纪的釉面砖碎片。这些碎片经过辗转，最终来到了博物馆。
十二角星形瓷砖残片，阿富汗，1430年代
神秘的圣水瓶：探险家的奇遇
在这个过程中，还留下了很多有趣的传奇故事。
大学者爱德华·威廉·莱恩（Edward William Lane）曾写过一本著名的书，叫《现代埃及人的风俗与习惯》。他在开罗时，买下了一个中国瓷瓶。特别的是，这个瓷瓶里装满了来自麦加圣泉（渗渗泉）的泉水。
中国瓷制渗渗泉圣水瓶，埃及/中国，1750-1828年
1853年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也留下了足迹。他就是外交官兼旅行家理查德·弗朗西斯·伯顿（Richard Francis Burton）。当时他乔装打扮，悄悄前往麦加朝圣。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简陋的金属制渗渗泉水瓶。在他去世后，他的遗孀把这个水瓶捐赠给了博物馆。
地下挖出来的历史：著名考古发现
除了大家的捐赠，考古发掘也是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。其中有两个著名的遗址，为博物馆贡献了大量让人惊叹的宝贝。
第一个是伊拉克的萨马拉（Samarra）遗址。在公元836年到892年之间，这里曾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都。1911年至1913年期间，德国考古学家在这里展开了挖掘。他们挖出了曾经装饰在房屋和宫殿墙壁上的雕刻和彩绘灰泥，还有大量的陶器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这批珍贵的文物来到了博物馆。
壁画残片，伊拉克，9世纪中期（约850年）
第二个是位于波斯湾的早期中世纪港口遗址——尸罗夫（Siraf）。这里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这座城市在印度洋贸易中的核心地位。
就像《一千零一夜》中辛巴达航海的故事里写的那样，当年巨大的远洋商船就是沿着印度洋一路做买卖，最远能到达中国。在尸罗夫，考古学家发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东西，从印度的烹饪锅到中国的瓷器，应有尽有。
手工烹饪锅，伊朗，7-9世纪（600s-800s）
此外，尸罗夫的出土文物还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，比如用珍珠母贝壳制成的各种精美首饰。
接地气的日常：生活用品变博物馆珍藏
从建馆之初开始，“人类学文物”（也就是反映各民族生活和文化的物品）就是博物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亨利·克里斯蒂（Henry Christy）是一位富有的商人，正是他把土耳其毛巾引入了英国。他去世后，将几千件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物品传给了博物馆。
浴室木屐，土耳其或叙利亚，1800-1900年
后来，通过学者们的田野调查，人类学藏品进一步扩大。博物馆陆续收购了来自也门和巴勒斯坦的重要文物。
巴勒斯坦新娘头饰，1840年代
还有一些近期的捐赠。比如，莱拉·英格拉姆（Leila Ingrams）捐赠了400多件20世纪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物品。这些都是她的父母在哈德拉毛和桑给巴尔旅行和工作时收集的心血。
雕花木质凉鞋/拖鞋，桑给巴尔，1930年代
直到今天，这个藏品库依然在不断壮大。这还要感谢阿曼、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政府的慷慨捐赠。
护身符盒，塔吉克斯坦，20世纪（1900年代）
指尖上的艺术：图书与现代艺术的碰撞
藏品中另一个亮眼的部分是“图书艺术”。
1997年，原本属于博物馆一部分的英国国家图书馆搬到了新家。这次搬家导致手稿和书籍被留在了新馆，而画册和单页作品则留在了博物馆。这里面包括了许多著名艺术家和书法家的杰作。
描绘坐姿抄写员的单页画，伊朗，约1600年
近年来，博物馆还开启了一个新方向：开始收集现代艺术家的纸本作品。包括素描和艺术家手作书等。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现代艺术家如何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互动，还为我们理解当今中东地区的复杂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。
博物馆最近买下的一件作品，是由英国艺术家伊德里斯·汗（Idris Khan）专门为新展厅创作的一组名为《21块石头》（21 Stones）的盖印画。
《21块石头》系列纸本手工盖印画之一，伊德里斯·汗，2018年
全新的展厅，等待你的探索
博物馆的“阿布哈里基金会展厅”（Albukhary Foundation gallery）完美融合了所有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珍贵藏品。当它们聚在一起时，向我们震撼地展示了伊斯兰世界文化的丰富与广阔。
在展厅的“文物历史”展柜中，你还能看到更多藏品背后的个人故事。它们将为你揭开，这些藏品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神奇旅程，才最终来到了博物馆。
您还可以在家中通过大英博物馆的官方导览APP，随时随地欣赏丰富多彩的馆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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